姚 霏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应运而生。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历史使命，高举“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出发，经过浴血奋战、筚路蓝缕，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独立、繁荣和富强。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红色基因伴随着上海这座城市成长的各个历史阶段，上海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正是红色基因传承的最好例证。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提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党员网，2017 10 27.这个“初心”和“使命”的出发点便是上海。
上海有着独特的时空坐标。从空间上来看，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端，背靠长江三角洲腹地；
同时也是长江入海口，并接近中国海岸线的中点。从时间上来看，上海有着6000年历史，今天的上海城区于宋代置镇、元代设县，到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东南壮县”。②熊月之主编；
马学强著:《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1843年的开埠给上海带来巨大变化。中国第一个200万人口的城市，近代中国工业、金融、贸易、商业中心的地位，都是近代上海成为初心之地的背景。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初心之地的直接因素包括以下四点:
1.发达的印刷业和报刊媒介网络，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同时吸引新兴知识分子聚集上海。
2.轮船、铁路四通八达，电报、邮政联通内外，为海内外人士进出上海、互相联络提供便利。
3.发达的工业在缔造“东方的巴黎”的同时，也为工人阶级的壮大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在上海孕育。
4.“治外飞地”的多元自由，为近代中国的进步事业和革命活动创造了沃土。
上海红色文化内涵丰富，“红色源头”特点鲜明。概而言之，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航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城、革命书籍报刊的中心出版地、中央领导机构的驻在地、城市暴动的试验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策源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隐蔽战线的主战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新四军的后援地、反内战第二条战线的主阵地。
举例来说，上海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航地。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因幡丸”（Inaba Maru）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①刘中国、余俊杰:《刘铸伯传》，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到1920年12月15日止，两年内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启航，远涉重洋、联袂留法，其中有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又如，上海是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城。上海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苦心经营的远东基地。1919年8月，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开始积极推动远东地区的革命。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由维连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中国科的使命之一就是“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②《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 97年版，第38—39页。东亚书记处在上海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国际已完全将上海作为远东革命的活动中心。8月17日，维经斯基写给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道:“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①《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从维经斯基的这封信和东方民族处12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可知上海“革命局”由5人组成，其中3人为维经斯基、陈独秀和李汉俊。为了加强理论宣传工作，维经斯基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组建了华俄通讯社。为推动远东地区的革命运动，1920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前往上海。1921年6月，马林抵达上海，同期到达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于是，上海作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地位日益确立。此后十多年里，共产国际代表纷纷来到上海。
再者，上海是革命书籍报刊的中心出版地。中共最早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就设在上海。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其中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三种都是上海的刊物。另外，五四时期上海出版的其他名刊还有《太平洋》（上海）、《新教育》（上海）、《少年中国》（上海）、《解放与改造》（上海）、《科学》（上海）等，也多在上海。根据曹聚仁的回忆，“邵力子主编《觉悟》态度最为积极，和《新青年》桴鼓相应，最为青年学生所爱好。那时上海《民国日报》受了政府干涉，邮寄颇成问题，就靠日本邮局在转送，居然一纸风行。经常替《觉悟》写稿的，如陈望道、刘大白、沈定一、杨贤江、张闻天、瞿秋白，后来都是社会革命的激进者。”与之同时，“张东荪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其副刊《学灯》创刊于1918年3月间，研究学术，介绍新知。也是《新青年》的同路人。”②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65—166页。而后人的评价亦认为“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早，和最有力的报纸，是上海《时事新报》”。③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9年版，第324页。俄共代表费奥多尔在报告上海之行时亦赞誉，“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上海“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①《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据此而论，近代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上海还是新四军的后援地，是新四军的根城。上海人民与新四军携手战斗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相互支持、互为依托的特殊关系，开创了城市地下斗争与根据地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新局面。新四军得到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的积极支援，上海成为支援新四军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基地。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人民参加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的超过2万人。当大量难民涌进租界和安全区时，上海地下党立即成立党的难民工作委员会，通过周克、朱启銮、赵朴初等对难民进行组织教育，先后动员三批难民中的爱国青年，在汤镛、朱启銮等带领下，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共计1200多人。以后，又分批输送爱国青年到苏南等地参加新四军。据赵朴初回忆，上海地下党组织难民参加新四军的总数约有3000人；
王尧山回忆有三四千人之多。据荣健生、张达平回忆，从1941年到1942年，通过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经手送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人员近2000人，其中由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的党员、文化界人士、青年工人、职员、学生约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表扬，中央认为“能从日军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②曲青山、高永中:《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426页。上海人民还在财力、物力上支援新四军。江苏省委通过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星二聚餐会”，开展捐献活动，工商界捐献的金额计178500余元，还输送和协助采购印刷、印钞、军工器材，以及西药、医疗设备，支援新四军。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开。中共成立后，上海因其特殊的历史机缘和城市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长时间驻扎的城市。1927年春，武汉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个驻扎地。不过，“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的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迁回上海，直到1933年。中共中央前后有12年在上海指导中国革命，留下了不少机关、开会地和领袖住处。
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共中央机关、开会地还是领袖住处，大多位于石库门里弄住宅中。
渔阳里。环龙路老渔阳里建于1912年，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共8幢。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再返上海。4月，入住老渔阳里2号“柏公馆”（今南昌路100弄2号）。①张静如编:《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丛书从一大到十七大第1册图文版》，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95页。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②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此后不久，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老渔阳里2号在中共革命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是毛泽东等慕名来访的陈独秀旧居，是改变一代青年世界观的《新青年》编辑部，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商议建党的首议地，也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它是筹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临时中央”，是第一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地，是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地（发起、筹备地和会务组织、报到场所），也是中共一大后“中央局”的办公地。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精神的发源地。
新渔阳里。霞飞路新渔阳里建成于1916年，有住宅33幢，1921年称铭德里，1957年恢复原名。1920年前后，杨明斋租赁了弄内6号。入住于此的，还有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等近10人，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①吴殿尧主编:《亲历者说建党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1920年8月22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派了中共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全国各地纷纷组建起青年团组织。团的组织机构，早期就设在新渔阳里6号内。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校长杨明斋。②朱少伟:《渐宜斋札记》，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6页。当时共产主义思潮刚刚传入中国，陈独秀等人均感觉缺乏有力专业的革命干部，希望在青年中选拔一些人才赴俄学习。同时因为当时新渔阳里处于热闹地界，里弄里常常有人进进出出。为了隐蔽，于是就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此外，共产国际工作组在中国后第一个工作机构“华俄通讯社”也设在此。③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 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8页。
树德里。1920年秋，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房屋建成。当时望志路的北侧是一排新建石库门建筑，而马路对面的南侧当时还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树德里建筑有2排，共9幢楼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属于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样。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第一排5幢楼房沿着望志路而建，房屋落成不久，沿街的106号、108号（今兴业路的76号、78号）两所房屋就被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租下，中共“一大”就在106号内召开。
辅德里。建于1915年。1921年，李达租借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为寓所。中共一大会议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出版工作，在此秘密编辑、出版了多部革命书籍。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辅德里625号召开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会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甲秀里。毛泽东一生曾五十多次来上海，其中，1927年之前就曾十次到过上海，在上海不少地方都留下了毛泽东的足迹。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知识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位于威海路583弄5、7、9号（原慕尔鸣路甲秀里）的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建筑，是1924年2月毛泽东第9次来上海时的居住地，当时他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同年6月，夫人杨开慧偕同母亲向振熙及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来上海同住此地。这里不仅是毛泽东在上海住得最长的一地，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地方。1977年，此处被列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毛岸青、邵华夫妇来上海确认了这一处旧居。
此外，上海的红色纪念地还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例如中共中央机关和开会地一般位于租界或越界筑路地区，工运地点一般位于黄浦江苏州河沿线，烈士牺牲地一般集中在龙华一带。此外，由于近代虹口的特殊生态，成为左翼文化的聚居地。1930年3月2日，鲁迅等40多名革命文艺工作者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中华艺术大学秘密举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标志中国革命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此后左翼文化延伸至左翼剧作家、左翼电影、左翼音乐。1933年3月，成立了“左翼电影小组”和“左翼音乐小组”。①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9页。中共电影小组成员有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由夏衍任组长。在此基础上，中国左翼文艺总同盟建立。今天，虹口区四川北路附近和左翼文化相关的红色旧址遗址就多达40余处。习近平总书记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
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②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 01 08.2020年5月，由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和本人主编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呈现了1000个红色旧址遗址的信息，更加明证了上海作为“红色”之源的历史史实，不仅有利于建构更为完善之上海红色革命基因和历史图景，更为上海红色旅游的红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得国家记忆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红色旧址遗址作为承载历史和现实之重要纽带，其作用与价值日益得到体现。值此“四史”学习教育热火开展之际，希望这本书能开启一场以上海城市为课堂的边走边学的红色之旅。
猜你喜欢渔阳陈独秀新四军新渔阳里6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海燕(2022年9期)2022-11-17袁国平：以为民情怀打造“铁的新四军”湘潮(上半月)(2021年11期)2022-01-15新四军华中抗战湘潮(上半月)(2021年10期)2021-12-02新四军统战纪念馆隆重开馆华人时刊(2021年15期)2021-11-12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里的红色觉醒当代工人(2021年21期)2021-11-11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世纪风采(2021年10期)2021-10-21卜算子·复兴梦东坡赤壁诗词(2021年4期)2021-09-05渔阳里团支部：讲好渔阳里故事中国共青团(2019年5期)2019-06-11陈独秀之妻：我生君已老山海经·故事版(2017年10期)2018-02-02HOW TO REANIMATE A SAGE汉语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2016年2期)2016-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