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与探索，农村基层党建取得一系列成绩，整体改善了农村党组织的作风，提升了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然而，当前中西部农村党建仍然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人口外流背景下过度强调党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带来组织人才发展的“结构性缺人”问题；
二是基层党建形式、内容、方式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相脱节，导致农村基层党建悬浮化、形式化。“去悬浮化”是解决中西部农村基层党建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要认识到党员素质如党性、觉悟、认识、能力等不是党员个体的“天生”禀赋问题，而是组织动员问题，只有将农村党员组织动员起来了，才能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那么，在中西部农村发展党员，就要考虑到青壮年人口外流的实际情况，应该放宽条件，更多地发展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在村的中年农民。再是要将组织动员起来的党员投入基层实践中，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锻造他们的品质品格和组织特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关键词：基层党建；
组织动员；
形式主义；
嵌入性党建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4-0052-11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指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关键”。进入新时代，农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和現代化进程快速推动乡村社会转型，农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利益需求等出现明显分化，在新时期怎样为留守农民提供服务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心之一。另一方面，我国进入以工哺农阶段，大量资源投入农村，如何有效承接和利用国家资源是当前农村工作的另一个重心。而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工作的组织载体和“掌舵者”，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因此，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农村基层工作的核心和关键。
当前学界关于农村党建的方法和实践路径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建设。组织人才建设关系到基层党组织能否发挥其政治功能、领导核心地位和战斗堡垒作用，是推进基层党建的基础。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普遍面临着党员干部队伍总体老化、党员干部队伍综合素养不高[1]、年轻党员外流日益严重[2]、青年党员发展难和支部书记选任难[3]等问题，导致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组织战斗力不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加大选优配强力度，大规模补充年纪轻、观念新、素质好、潜力大的优秀人才到村党组织书记队伍中来[4]，加强入党积极分子的发现、培养工作，尤其要努力将有学历、有文化的非党员青年作为重点培养对象[5]。二是组织建设实践方式。有关农村党建实践方式探索研究颇丰，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作风、政治生态建设。在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部分农村党员出现政治信念淡薄、政治意志衰退、身体在场心不在场现象，故此需要解决党员政治思想入党问题[6]，激发基层党员增强身份意识，再造党员主体性，并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农村基层延伸，净化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7]。第二类是以机制创新推动农村党建。当前乡村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传统的农村党建方式与农村新形势不相适应，导致农村党组织无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8]。通过“联村党支部”[9]、“三联三带”[10]、“党员联户”等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机制创新，适应农村发展新需求[11]。第三类是党建与治理相结合。通过将农村党建工作嵌入基层治理实践，在治理实践中教育党员、优化党组织，再造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重塑乡村社会的公共性[12]。
既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区分沿海发达农村与普通中西部农村党建的视角，中西部农村是人口净流出地，在这一结构背景下探讨过度强调发展年轻化、知识化的党员干部和党员显然是与中西部的现实状况相背离的，既有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如何在人口外流的中西部农村进行组织人才建设的有效路径。二是既有研究主要是对基层党建成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讨论，缺乏对中西部农村党建普遍存在的文牍化、形式化等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从而未能有效回应中西部农村基层党建的需求。三是未能充分回答党员素质到底是党员“先天”禀赋问题还是组织动员问题，这是涉及农村基层党建方向、方式、方法的前提性问题。
二、“悬浮化”与当前农村基层党建面临的主要挑战
基层党建“悬浮化”是指基层党建与各地农村实际、农村基层一线工作实践相脱离，只在基层党组织内部开展党务相关工作，使得基层党建出现载体复杂化、工作形式化、痕迹过度化等形式主义问题[13]。党建的“去悬浮化”[14]则有四层含义：一是党建纳入基层治理，即党建作为治理资源、治理工具而被纳入基层治理实践之中，在规范党员行为、统一党员思想、推动基层治理工作过程中，党建及其话语也被不断强化和凸显。二是党建嵌入治理，即将党建嵌入基层治理一线实践之中，为治理提供动力源泉，基层党组织则在治理实践中提升组织力、凝聚力、领导力。三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即通过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建设，为基层治理把握方向、提供支持，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实践中全面提升领导基层工作的能力，锻造和保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四是党建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即通过组织动员和教育群众，重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基层党组织也在改造实践中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巩固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去悬浮化”要求基层党建必须与基层治理实践结合起来，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教育、锻炼、考验党员和党组织，密切基层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提升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领导地位，进而才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Z村是典型的中西部农村，位于湖南中部，于2016年由Y村和W村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全村有24个村民小组，共796户3892人。当地属于丘陵地貌，人均耕地少，洪涝灾害频繁，80年代分田到户后，农民开始大量外出务工，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15]的家计模式。2005年长沙一家私营企业进驻当地进行旅游、房地产开发，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但因为工作岗位有限、工资收入不高，主要解决的是中老年人就业问题，年轻人依然以外出打工为主。笔者经调查发现，在党建工作重要性日益突出的当下，Z村党建工作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
（一）党员老龄化与党员发展困境
1.党员老龄化与年轻党员外流。人口外流是中西部农村普遍面临的问题，Z村也不例外。Z村全村人口3892人，在村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一半，且主要以中老年人、留守儿童和妇女为主，外出人口则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人口外流导致Z村党建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党员老龄化严重，党组织成员的年龄结构不合理；
二是中年党员人数少，党员结构出现断层问题；
三是年轻党员外流，大部分年轻党员仅党籍在村，而人常年不在村，很少参与党组织生活（表1）。
如表1所示，年龄在70～80岁的党员占比是10.0%，而60～70岁党员占比则高达64.4%，50～60岁的党员占比为8.4%，50岁以下党员占比是16.9%。其中，年龄50岁以下的10名党员中，40岁左右和30岁及以上各4人，30岁以下2人，这10名党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学校入党的，毕业后仅将党组织关系转到村里，而在城市定居，很少回村。
70岁以上的党员常年生活在村，但由于年龄大和身体机能弱化，参与村庄事务的意愿明显降低。年龄在50岁至70岁的党员，因为本地旅游开发带来就业机会，而主要以本地就业为主，他们是在村人口的主力，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与村庄联系紧密，对参与村庄治理事务较为积极。年龄在50岁以下的党员则因为大部分不在村，所以与村庄的关系不紧密，也不太关心、关注村里的事情。
2.发展党员难。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党建工作，党建成为基层的中心工作，党组织人才建设成为应对当前农村党组织老龄化问题，以及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领导力的重要抓手。实践中，组织部门普遍严格党员的选拔标准和条件，要求年轻化和知识化，以提高农村党员的知识文化素质。按照上级部门要求，Z村新发展党员时要求所发展党员年龄在35岁以下、学历在高中及以上。
根据调查，在Z村所在地区，上级组织部门对村级党组织发展党员的年龄、学历、数量都有明确规定，并按照要求制定了相应考核标准，考核结果与村干部的绩效挂钩，因此村干部必须按照上级规定和要求发展党员。然而，Z村所在地区靠近长沙市，绝大部分年轻人在长沙市及周边务工，少部分年轻人因为家庭或个人原因留在当地县城。为了达到上级的考核要求，村干部只有凭借私人关系或做工作的方式，动员留在县城工作的年轻人回村入党。而实际上，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生活、交往在县城，只是偶尔回村看望家人或参加红白喜事，其他方面则与村庄没有多少联系。通过做工作等方式发展的年轻党员，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想入党，入党主要是为了帮村干部完成任务，因此入党后态度也不积极，经常不参加组织生活和重要会议，村党支部对他们的管理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在县城，与村庄的联系非常弱，他们的党员身份对村级治理的作用不大，村党支部很难将他们组织动员到农村社会治理、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及其他基层一线实践之中。但事实上，一些真正有意愿入党且长期在村的村民却因为年龄、学历等原因被排除在外，这些人一般是利益关系、社会关系都在村的中年农民。
（二）党建实践的“悬浮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涣散状态，激活了党员组织意识和身份意识。但是笔者调查发现，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基层党建仍然存在比较突出的“悬浮化”现象。
1.党建形式和内容的机械化。笔者在中西部农村调研发现，农村基层党建的形式、内容在各地农村都相差不大，如主题党日开展的时间、内容、方式都大致相同，即开会时间在每个月月初，会议内容主要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或有关政策和制度，开会方式是支部书记在台上讲授、党员在底下听。Z村主题党日因为会议形式刻板、内容枯燥，党员参会的积极性不高，村干部只能通过人情面子、发錢发烟的方式吸引党员来开会，开会成了走过场——签字拍照、完成上级考核的手段。
2.当前农村基层党建仅仅将重点放在党组织的内部学习、开会等活动上，而较少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相结合，导致基层党建逐渐变成党组织内部的封闭活动和应对上级考核的工具，而与群众生活、基层治理关联不大。党建脱离基层实践，缺乏实践的磨练，制约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引领和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影响了党员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基层实践中的贯彻，更无法让党员区别于一般群众进而获得群众的认可。
三、当前农村基层党建“悬浮化”问题的逻辑分析
深入分析当前中西部农村基层党建面临的“悬浮化”困境，不仅能够搞清楚基层党建形式化的深层次原因，而且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党建工作方案和建议，推动基层党建有效、有序开展，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战斗堡垒作用。笔者经调查发现，中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建面临人才困境与党建形式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结构性困境和制度性约束和过程管理松散等。
（一）组织人才发展：受结构性困境与制度性约束双重影响
1.结构性困境。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民也被彻底卷入市场经济中，家庭经济收入高度依赖市场经济。中西部农村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人口有限，绝大部分农民家庭经济收入依靠进城务工获得。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人口的大量外流已经导致当前中西部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建设面临的结构性困境。Z村常年生活在村人口不到全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留在村里的主要是缺乏或失去市场竞争优势的中老年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年轻时外出务工，年老返回村里；
少部分中青年人因为家庭发展需要而留守在村，如为了照顾子女生活学习或为了照顾年老父母而选择回村。
2.制度性约束。学界普遍认为党员的老龄化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不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实践过程中，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定。如要求村支部书记年龄不超过55岁，发展普通党员要求其年龄在3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从表面来看，这些制度性规定能够缓解中西部地区基层党员老龄化矛盾，提升党员的整体素质，但忽略了中西部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这一前提条件。而村庄有一部分中年人，他们因为年龄关系或家庭发展阶段的需要而选择回到家乡，他们长期生活在村，与村庄社会、利益高度关联，关心和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但他们却因为年龄问题而被排除在基层组织发展对象之外。
（二）组织建设的实践：过程管理松散带来党建形式化
为了进一步规范基层党组织行为，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和领导力，上级针对农村基层党工作建制定了严格、细致和标准化的考核内容。但是经笔者调查发现，对基层党建的考核主要面临三重困境。
首先是无法实施结果考核。结果考核是对某一项工作目标进行最终结果的考核，通过结果考核可以清晰地展示前期工作的开展落实情况。实践中一般通过对党建具体过程进行监督来实现对基层党建工作的监督和考察。例如，开展每一项党建活动都要求有详细的前期预案、签名照片、会后总结，上级通过对文字材料和照片文档的检查了解基层党建的基本情况。其基本思路是只要走好了制度规定的党建程序，党建的结果就是既定的。那么，只对党建过程进行严格检查考核就能促进党建结果的输出，对党建过程的监督检查就必然会放在对党建资料的检查上。党建材料做得越齐整、越漂亮，意味着党建做得越好，考核的分数也就打得高。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基层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在搞活动、做材料上，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真正地做好基层党建。
其次是考核具有主观性。党建与政治高度关联，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党建的考核也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政治性很难客观化，相反上级领导的意志容易成为党建考核标准。对基层党建的理解和要求不同，容易出现同一份材料不同领导检查时提出的要求和给出的标准不同，而导致同一份材料被要求反复做、反复修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费。
总之，上级对基层党建的重视程度越高，对基层党建的考核越严格，对党建的过程管理就越发凸显，进而对基层党建材料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格。党建材料随着考核要求的不断提高而越来越多，必然导致基层工作人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做材料和应对上级的监督、检查和考核，而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思考如何真正做好基层党建、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展基层党建活动。
四、农村基层党建“去悬浮化”的路径探析
人口外流是中西部农村基层党建的结构性背景，党建应建立在这一结构基础之上。同时，基层党组织镶嵌于乡村社会，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点。政治性是基层党组织最根本、最核心的特点，是基层党组织保持先进性和领导地位的关键；
而社会性是基层党组织的基础性特点，是基层党组织发挥其政治功能的基础。当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突出时，党员就容易混同于一般群众，党组织就容易出现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等问题。因此，基层党建必须考虑到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做到有的放矢。
（一）适度放宽组织人才选拔和发展条件
1.放宽村组干部选拔条件。年轻化、知识化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选拔村干部的普遍标准，但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能力较弱，村干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选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因工资太低而难以安心工作，导致干部队伍流动大、不稳定。中西部农村治理的基础和特点，决定了中西部地区既需要年轻化、知识化的现代干部以完成上级交办的日益增多的行政性任务，也需要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的中年干部。这些中年干部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且他们子女已经成家立业，家庭经济负担不重，他们一半对经济利益看得不太重，更在乎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当前中西部地区在村组干部选拔上应该放宽条件，将那些有空闲时间、负担不重、想做事且有能力做事的中年农民吸纳进党员干部队伍，从而有利于干部队伍稳定，实现基层有效治理。
2.重视发展中年党员。普通党员虽然没有党内职务，却在党员队伍中占绝大多数，是基层党组织的主体力量，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人口外流的中西部农村要求发展年轻化、高学历的党员显然非常困难，即便发展了个别年轻党员，也因为他们长期在外务工经商而很难在村庄中发挥实际作用。
从Z村党组织名单上可以看到一些年轻、高学历的党員，但实际上他们仅是党籍在村，人长期在外打工生活，与村庄联系较少或几乎没有联系，更无法对普通群众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他们其中一部分是在学校、部队入党，毕业、退伍后将党组织关系转到村里；
一部分是在村里入党，但入党后外出务工，忙于生计而很少在村。表2是Z村10组、13组党员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看出，50岁以上的党员都在村，而50岁以下党员大部分不在村。许多年轻党员虽然党组织关系在村，但人长期不在村，基层党组织很难管理这些年轻流动党员，他们仅仅是“名单上的党员”，实际上跟村庄关联不大，更不可能在群众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与之对比的是，50岁以上的在村党员是当前中西部地区基层党组织主要力量，对基层党组织影响力、战斗力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重视发展有知识文化的年轻党员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发展生活在村且热心村庄公共事业的中年党员。在中年农民群体中发展党员，可以解决因年轻人大量外流带来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面临的问题。
（二）基层党建与基层工作实践相结合
基层党员是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在为群众办好事、解决问题、回应群众诉求等实践中获得群众的认可和信任，提升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和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因此，基层党建必须嵌入基层实践之中，在实践中接受锻炼，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性、人民性及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
1.党建与基层治理相结合。基层党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治理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功能。基层党建必须嵌入基层治理，在治理实践中实现对党员身份和责任的激发和强化，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量、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建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嵌入基层治理。首先是为群众提供服务。基层党组织能否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能否回应关系群众利益的合理诉求，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困难问题、调节群众的矛盾纠纷，通过为群众提供服务而在基层党组织与群众之间建立紧密的信任关系。其次是掌握群众需求。基层党员与群众天然无缝连接，能够深入群众中间准确了解和掌握群众的需求及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以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最后是示范引领。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落实国家政策、完成国家治理目标和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党员通常是群众中文化水平、办事能力等方面较为突出的群体，是村庄中的精英和积极分子，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能够带动和影响占大多数的普通群众。
2.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相结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仅能为基层治理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还可以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锻炼和检验基层党组织，激发普通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党建嵌入集体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带动党员发展。基层党组织团结和凝聚党员，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外，更重要的是带领党员发展经济。经济富裕了，党员才能够更相信党组织，更愿意跟党组织走、听党组织指挥。其次是党员带群众。党员既是基层党组织中的一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党员在发展集体经济中获益对群众更具有影响和说服力，从而能够更好起到带动示范作用。最后是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在党员的示范引领和群众认同支持下推动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发展不仅能够锻炼基层党组织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还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综合能力。
3.基层党建与乡村文化建设相结合。基层党建可以成为乡村文化生活重建的有力抓手。首先是组织动员农民开展文化活动。基层党组织可以保障乡村文化活动稳定、持续开展。例如，农村广场舞主要是由农民自发组织的，优点是灵活性大，缺点是不稳定和难持续，容易因为组织者个人原因而中断。如果村支部主动介入，为广场舞队提供音响设备，挑选人员负责管理和组织村民跳舞，就可以使广场舞活动制度化、常规化。其次，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党员是基层党组织成员，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具备党员的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他们又生活在群众中，因而可以以党员为抓手，通过以党员带动群众的方式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最后，通过党建可以实现文化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乡村文化建设，但效果并不明显，农民的文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还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文化错位供给的根源在于政府不了解农民的文化需求。农村基层党建的嵌入性特点，使其在组织动员党员和群众过程中可以成为农民表达文化需求的重要机制，实现自下而上农民需求表达与自上而下政府文化供给的精准对接。
五、进一步讨论：党员素质是个人禀赋还是组织动员问题
基层党建要“去悬浮化”、走出形式主义泥淖，就要与基层实际、治理实践结合起来，其前提是要认识到党员的素质如党性、觉悟、认识等。到底是个体禀赋还是组织动员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一样，党建的方向、方法、措施及其结果也不同。如果认为党员的素质是个体禀赋的问题，在发展党员上就会着重关注发展对象的学历、文化、年龄、品行、能力等个体特征。尽管这些个体特征是重要选项，但是如果意识到党员的素质是组织动员问题，那么，基层党建就会组织动员党员融入基层治理实践中，在组织动员和实践过程中提高党员的素质。
（一）基层党建认识偏差：把党员素質视作个人禀赋问题
在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中，发展党员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笔者经调查发现，基层组织工作干部较为普遍的观念是农村党员的素质普遍偏低，不能满足基层组织建设、村组发展的要求。更有些人认为，部分老党员本身就是贫困户、弱势群体，想让他们带领带动群众致富简直是天方夜谭。还有些农村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攫取村级权力和利益，他们的素质断然不会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发展一批自身素质比较高的农村党员，于是在入党条件上强调发展对象的年龄、学历等，并希望更多地发展有经营头脑和能力的群体入党。同时，强化把关入党程序，对发展对象的道德人品、思想觉悟等有多重考察。
但是，一些“天生”就素质高的基层党员在入党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有的人思想觉悟还不如一般群众高。而与之相对照，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党员却在群众当中风评很好，被认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党员的思想觉悟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的文化素质、道德品行，它是是作为党员所拥有的身份属性。
（二）组织动员起来何以能提高党员素质
如果将党员组织动员起来，将他们从社会中的“分散个体”变成真正的“组织人”，就能在整体上提高党员的素质，使党员个体逐渐拥有上述品质。将党员“组织起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制度化的组织活动，如“三会一课”正常开展，将党员行为纳入规范化管理，疏通党员履行党员义务、践行党员权利的制度渠道。另一种是周期性开展实践活动，即组织动员党员参与到村级治理实践中。前一种是组织内的组织动员方式，后一种是嵌入实践的组织动员方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组织起来后党员素质可以得到提高，与组织动员党员能发挥以下功能有关。
一是激活身份意识。党员本来是在组织中的，但是由于过去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连基本的组织活动都很少或不开展，长此以往，党员成了流落社会中的孤立成员。组织动员起来后首先是激活了党员的身份意识，让党员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党员”，并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次是触发了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党员把自己当作党组织的人、把党组织当作娘家人，党员之间有“自己人”的亲密感，因而能够站在党组织立场、共同身份立场思考问题，使党组织目标更容易达成一致。
二是赋予党员权利。在组织动员党员过程中，党组织不仅会畅通制度渠道让党员主张自己的权利，还会通过机制创新赋予党员更多的权利。比如制定“党员联户”的制度，赋予党员联系农户、反馈农户需求的权利；
还如在“屋场会”[16]中给予党员更多发言、讨论问题的机会，等等。党员有了更多的权利，在群众中就有更多的声望和权力，其积极性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也会更在乎自己的党员身份。对党员赋权的过程就是对党员的组织动员过程，屋场会、党员联户是组织动员党员的方式之一。
三是明确党员责任。要求党员履行党员义务、责任是党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员强化自我身份意识的方式。村级党组织根据村级建设和发展实际，向党员提出更明确的要求，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既是组织动员党员的方式之一，也是增强党员责任意识、责任感的重要途径。比如济源花石村的“土八条”就以言简意赅的形式就村级发展给党员提出了一些行为规范，包括参加组织活动、不上访、不吵架、有孝道、配合工作、做义务工、为集体经济做贡献等[17]。党员履责的过程是自我要求、思想觉悟提高的过程，也是公共规范内化的过程。
四是树立集体意识。有了身份意识、组织归属感、荣耀感、责任感后，自然就会有维护组织利益的共同利益意识，这种意识就是集体意识。站在集体利益的立场看问题、思考问题，就有了超越个体、短期、局部利益的大局观。
五是组织作为后盾。当党员被组织动员起来后，说明党员不再是社会中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组织的人；
反之，党组织也因为组织动员党员而变得有力量。如此，党组织就会成为党员坚强的依靠和后盾。党员的行为就有了组织支撑、组织保障，党员就会有底气、有动力。例如，基层党组织对党员行为进行表彰或处分，形成党员应该如何行为的大氛围、大气候，真正按党员身份要求自己的党员就会打消顾虑，群众也会逐步接受和认可党员的行为，就会认为“党员就应该这样”。
六是提高立场站位。组织起来的党员会把组织利益、组织立场作为村社、政府的利益和立场，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基层党组织是公共利益，但它又具有属地性，是村社、乡镇的党组织，因此，党员会以村级党组织为中介将组织认同上升为对乡镇党委政府的认同，也就会站在基层组织、国家的立场看待问题。
七是实践锻炼能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种观点认为“好的支部书记可遇不可求”，认为党员、支书的觉悟和能力是天生的，发展好的行政村是因为有好的村支书和党员。这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党员（支书）的觉悟和能力是可以在组织实践中获得锻炼和提升的。组织动员党员的过程也是实践过程，将组织动员党员工作嵌入具体的治理实践之中，在实践中锻炼党员能力，提升党员觉悟。比如党员做群众工作、回应群众诉求的能力，就可以在“党员联户”“屋场会”的组织活动中得到锻炼提升。烟台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18]的组织实践，不仅锻炼了党支部书记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经营能力、汇报能力，还提升了非职党员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和觉悟。
（三）在中西部农村基层怎么发展党员
基层党建的目标是将党员组织动员起来，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而组织动员群众，改造农村社会。在基层党建实践中，提高党员素质被简化为吸收更多学历高、有文化、能力强、搞产业的年轻人加入党组织。但问题是，农村学历高的年轻人都进城务工经商了，在本地发展产业的又没有时间参加党组织活动，更难有精力担任村组干部。实际上，农村并没有完全空心化，还有一部分35～55岁的中年农民，他们耕种中等规模土地或者兼业，收入中等但相对稳定，他们年富力强，在村时间长，了解农村情况。他们本应是农村党组织主要吸收的对象，但因为没有制度规定的年龄、学历优势而被排除在基层党组织考虑之外。如果转换思维，认识到党员的素质不是个人的禀赋问题而是组织动员问题，那么，通过结合治理实践加强组织建设，也可以将中年农民党员打造成高素质、有战斗力的队伍，农村基层党建的视野就开阔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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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辉
收稿日期：2023-0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基层‘小官贪腐治理机制研究”（18YJC710086）
作者简介：张燮，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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